不过，今年此时却比任何一年都要更加迷茫，2016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意外双双企稳，反腐大案明显减少，经济增速牢固地站在了6.7%附近。但是2017年也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我们都不得不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时代。
中国与外部世界紧密连接，从某种意义上看，2017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要高于内部，相比于外部世界，中国2017年虽然可能会发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总体上的稳健性可能会更高。
从外部看，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且可能涉及到军事安全、政治和经济多个方面。美俄关系会进一步改善，而欧盟则可能存在解体的风险。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恶化，并且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在内部，明年是中国的中期换届年份，十九大是明年最大的政治。最高层的大部分将要更替，而围绕接替的争夺战已经打响。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和社会都会强调以稳为主，向中央看齐。政治和社会氛围的基本态势不会发生改变。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将不可避免，这并不可怕。但问题在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越来越逼仄，难度越来越大，任何一项政策无论好坏，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经济需要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两者之中取得平衡，改革需要更大力度推进。
但改革并不容易，社会言论环境的收紧使对改革讨论缺乏，这导致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改革大纲，但在基本问题上，仍然纠结不清，或是在执行环节脱节。改革是个整体的工程，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参与，及时回应出现的问题，否则改革可能南辕北辙，走得太远却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一、如何看待这个时代的巨变？
经过2016年，也许不会有人会否认，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再也无法坐井观天地看世界。内外部的问题相互关联、相互交织。
延续2016年各种意外的变化，2017年仍然不会好转。这是似乎是一个崩坏的开始，而不是重回复兴之路。在2009年，也许我们还在庆幸，全国各国的通力合作让我们避免了一次类似1929年的大危机，但是现在这个判断也许要改变。除了疯狂的宽松政策，我们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也许还要经历一段时期的冲击或者混乱，甚至不排除是危机之后，我们才能重新回到正轨，而且现在还不清楚混乱的状态会持续多久。
这时，我们就需要思考，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是改变背后的深层次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第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国力不断上升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积贫积弱，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gdp先是超过了日本，尔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全球增长的火车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而中国崛起的前提是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迅速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韬光养晦，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但是，这种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无论是从特朗普组阁人员构成来看，还是从近期针对台湾问题的动作来看，明年中美关系恶化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可能超过以往。但同时，在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和明年德法大选不乐观的前景下，欧盟甚至存在解体的危险。
世界权力争夺的中心聚焦于中美之间，而且俄美关系很可能会得到改善。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会显著加大，但是从综合实力来看，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国内对此有清晰认识，但国际上却有不少国家已将中国作为超级大国来看待。
中美之间的博弈将会在多个领域展开，主要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安全领域。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在全球的地位来看，中国的国防实力远远落后于经济实力。虽然这几年进展迅速，但中美之间的落差仍然巨大。这方面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美国的“以实力促和平”可能比希拉里的“重返亚太”更为强硬。如何应对相当棘手。
（二）经济领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率先复苏，并走出了货币宽松周期。如果美联储真会出现三次加息，中美两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将会倒挂，人民币将会面临巨大压力。美元加息已经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此外，在贸易和其他领域的博弈也不会少。应对同样不容易。
奥巴马时代，中美妥善处理了许多冲突，如网络安全问题，在一些领域甚至建立了合作的典范，如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而今，整个盘面可能需要重来。
正如基辛格所言，中美双方如果走向对抗，整个世界都将分裂。在特朗普即将上台的当下，中国如何面对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最大的低潮期，如何维持闹而不破的局面，这是2017年最大的考验。
第二，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已经到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面对自由民主世界产生的危机，一些西方人士甚至开始高度赞扬中国的模式，分析中国为什么崛起和取得成功。
而今，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世界体系正在进一步的崩坏。从亚洲、欧洲到美洲，一大批民粹主义的领袖上台。他们抛弃价值坚守，玩弄权术。特朗普在大选期间，不断地攻击穆斯林和少数族裔人群，而他却能当上总统，这在过去不可思议。而在陷入恐怖主义袭击和难民问题泥潭的欧洲，右翼力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离大众越来越远，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弱。正如人们在分析希拉里为什么失败，因为民主党走得太远了。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既没有解决西方国家的财政和债务危机，没有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难民和恐怖主义的危险，也没有解决全球治理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难题，因此他们也许不会觉得自由有那么可贵。
在中国内部，价值观体系一直并没有达成一致，但现在混乱也在加剧，诸如早已达成基本共识的一些问题，可能也要重新讨论，如政企分开，如计划和市场等等，但却缺乏讨论空间。
而今，又受到大数据时代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年底，马云在一次演讲中骄傲地说，“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变得越来越大。”
第三，科技的进步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结构。
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诞生，信息传播的规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由发射台和印刷厂所构建的传播壁垒已经瓦解或正在加速瓦解，加上人工智能的兴起，这带来的改变已经远远超过了传媒业本身，而是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结构。
传播变得廉价，甚至是零成本，每个人都可以发声，但是每个人又无时不处于一个大数据算法的笼罩之下。这让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发生了变化，任何一个角落的碎片抖动，都可能影响全球所有地方的人。
特朗普通过煽动性的语言大选，现在似乎仍在通过这样的语言在twitter上治理国家和全球。谣言和仇恨在这个时代也可以得到最快速的传播，整个政治体系需要作出快速的反应。
上述马云的话虽然纰漏很多，但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每个人都成为数据的一部分，机器比你更了解你。人类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政府发挥作用的形式都面临新的变化。
第四，金融体系的贪婪和混乱并没有根本改变。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对金融体系的问题有诸多反思，这说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此后，全球普遍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因为全球各国央行都比市场主体更激进，货币政策工具也不断推陈出新，从最初的宽松，到量化宽松，到负利率。
按照过往人类生活的常识，资金拥有者借出资金应该获得回报，因为资金变为资本，可以创造新的价值。而今这个亘古不变的规则也要被打破累，当你借钱给别人，你还要倒贴钱。这是一种怎样的颠倒众生的糊涂，还是世界太聪明？
当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客们为了满足选民的需求，确保短期的稳定，进而祭起了凯恩斯主义的大旗，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市，将一些机构认定为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但这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道德风险，市场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
发达经济体的极端宽松货币政策，除了在美国带来目前的复苏外，欧洲和日本的问题愈发严重，并没有改变。全球泛滥的流动性在金融市场流窜，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却没有得到重视。
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严重。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水平已位居全球第一，高达100万亿的负债，每年要相当于当年新增gdp总额来偿还债务利息。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迟早会出大问题。
同时，中国市场充满着过剩的流动性，却找不到投资的渠道，于是资产价格不断被爆炒，股市、债市、楼市、商品期货市场，一个一个被猛加杠杆爆炒，尔后又迅速跌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而资本项管制在趋严，无处可去的资金在四处游荡，2017年将会冲向哪里？
二、2017年中国政治走势展望
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重庆和广东两大重镇的政府负责任人发生了更替，也为持续一年的地方省部级更替收官。
这也是即将过去2016年中国政治的主题词之一，笔者在之前的年度及月度分析中也对此作了预测。2016年的政治主轴已经发生了变化，反腐不会停止，但是以反腐为中心的政治权力重塑的时期已经过去，2016年的政治主题词已经转变为为2017年十九大的中期轮换进行谋篇布局。
这是在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所进行的换届，也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的鲜明特点。虽然总体来说，目前省部级调动仍然遵循过去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惯例和规则，如年龄的刚性规则。但是一些新的特点已经产生。
全面的分析还需要进行更为量化的数据化分析，以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谨慎以见，在进行量化分析以前，本文暂不对这轮变换的特点进行归纳，如需了解请持续关注本公号。
虽然中国的地方和部委大员一般比较低调，谨言慎行，主动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还是有一些个性官方产生。在2016年的轮换中，已经退居二线的楼继伟、黄奇帆、张春贤、李小鹏、李鸿忠等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2016年中国政治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新的“核心”，这是事隔胡温十多年后再次在党内树立“核心”，而且与江泽民时代提的“党中央的核心”不一样，现在不仅仅是党中央的核心，而且是全党的核心，两者有细微差别。
核心的形成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设立“深改组”和“国安委”进行中央权力集中的延续。其正面意义很明显，因为过去的“九龙治水”的格局导致了许多问题，而今在全党层面正式提出，对中国的政治未来走向会产生重大影响。
2017年，在中国政治领域最重要的事就是19大召开。按照年龄的刚性原则，无论是常委七人组，还是政治局25人组都会发生相当大比例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大规模的轮换，2016年已经发生的就属于这轮大变动中的一部分，2017年上半年肯定还会继续，尤其是余下的许多关键岗位，影响不仅仅是地方，而且直接衔接十九大的布局。
作为“十年期”中的中期轮换，其意义同样非同小可。一是影响到本届十年期内后半段的人事安排。
这个变化体现在官方人士在一次外媒的记者发布会上提出“七上八下”规则可能被突破，这意味着在最高层的七人当中，可能有人会继续留任。按照年龄规则，七人之中五个人将退出，那么五位中最年轻的那一位会否可能打破年龄规则，继续留任？如果是，他的职务会否改变，回归到经济领域？这种变化一旦发生，那么201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都会发生相当大的改变。
另外一个关注重点是：按照高层更替的传统，这个阶段会要为下下一代培养接班人，而接班人是谁？之前预期较高、年龄上占有优势的人士会否也按部就班，进入核心圈层？这仍是未知数，也是2017年政治安排中第二重大的政治变数。
在2016年权威人士讲话之后，坊间曾一度出现南北院政策之争的说法，这种分析方法可能并不科学，在经济下行期，政策分歧实属正常，不一定完全和不同的机关而区别。但核心确立之后，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会进一步的强化，这也会对经济政策、宏观调控产生巨大影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释放出了一些变化的信号。
不仅仅是顶层的经济调控政策可能出现变化，按惯例，201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召开，这是一件影响金融市场和政策走向的大事，尤其在风险聚集的情况下。这对未来的金融监管和改革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改革到底如何走？注册制到底搞不搞？混业监管怎么做？谁将成为金融监管执牛耳者，目前仍十分不清晰。具有鲜明改革色彩的财长楼继伟已经结束了任期，已超龄提级服役的央行行长可能也会改变，政治人事的变动同样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正因为处于政治轮换年，那么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要求可能更大，这很可能会导致在关键改革和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上继续难以做出决断。改革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温和的状态，而不会大刀阔斧推进。
在中国内部地区政治方面，2016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是台湾地区形势的变化，今年两岸的小摩擦一直持续不断，直到蔡英文和特朗普通电话及特朗普的表态，形势又进一步恶化。目前，很难对特朗普这样做的出发点做出判断，但台海形势进一步恶化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台湾一直是大陆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而今情势变化，未来这块的军事准备力量投入会进一步增加。
香港地区的特首选举也会在2017年举行，在经历了漫长的占中风波以及一系列和内地有关案件发酵之后，香港内部政治呈现一定的混乱状态，一些当选议员不愿意履行一些基本的宣誓义务。类似的冲突和风波可能会在相当长时期存在。
在内地，新疆地区更换了自治区的书记，被外界冠以“柔性治疆”的张春贤结束了任期，西藏前任书记接任，新疆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被取消，新的模式可能会需要一定的适应期。
2016年，中国内部的反恐安全基本维持了平稳态势，基本可以确认扭转了昆明火车站事件以来的恶化趋势。但是中国在海外的安全形势有恶化的迹象，中国驻吉尔吉斯坦大使馆的爆炸事件显示了一些恐怖势力将中国海外人员和设施作为攻击目标的可能，而这恰恰是薄弱环节，不排除在这方面可能会继续出一些问题。
年中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之后，对于某些宗教领域前些年的一些做法进行了系统性的纠偏，这是好事。
在社会稳定方面，或许得益于经济增速的相对企稳，除年初两会期间出现的黑龙江龙煤集团的事件之外，全国的大型群体性事件并不多见。
国企改革也并没有像上一轮那样，导致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失业现象或是即使发生，但得到了相对好的安排。明年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无法再如今年这般火箭速度上升，这意味着原材料等能源行业的改善空间有限，这些行业仍然面临去产能的压力，一些企业面临破产压力，不排除因就业引起的社会稳定形势会恶化。
此外，涉及到金融风险、环保等领域的问题恶化同样可能会带一定的社会稳定隐患。因为金融风险破裂而带来的群体事件这几年明显增加，主要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目前，债券市场暴露的问题众多，这些问题可能还会进一步暴露，引起投资者的不满。
在社会舆情管控上，从年初的任志强言论被围攻开始，社会舆论氛围明显收紧，社会氛围较为紧张和压抑。虽然有聂树斌案这样的纠错案例，但像往年一样，反向的恶劣个案仍在触动每个人的神经，人们在希望中起步，却在失望中收尾，年末的雷阳案是其中的典型。
2017年，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十分不乐观。2016年，南海问题一度剑拔弩张，但却在菲律宾新总统上任后峰回路转。按照今年的规划，明年南海诸国将会达成行为准则，这是一个标志意义的举动，多年未能达成。但目前仍存在变数。
朝核问题也在进一步恶化，韩国的萨德系统令中国的压力进一步增加，但韩国需要获得安全的保障，否则也会发展核武器。在中美不能紧密合作的情况下，朝鲜问题几乎无解。但明年的变数在于，如果朝鲜的核武器真的达到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美国会采取什么举动？中国将又会做出什么反应？
在中国西边，中亚仍面临越来越不稳定的格局，年老的威权领袖一旦离去，更多的动荡和不安必将出现，2016年乌兹别克时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也一度引起了对加剧地区不稳定的担忧。这需要中俄协力来解决，某种意义上，需要俄罗斯来保证更多的平稳过渡。
当然，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最大的威胁仍然在东边，而不是西边。影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最大变数仍是美国，目前中美之间正在各个领域较劲，而且令人意外的是竟然在最敏感的两岸关系上开始，特朗普挑动中国敏感的神经。这种较劲会持续多久？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乐观。
相比于中国，深受难民问题、恐怖袭击和债务问题困扰的欧洲政治形势会更加不乐观，年底意大利的宪法公投失败则可能增加明年意大利举行脱欧公投的概率，意大利是欧元区较大的经济体之一，意大利一旦脱欧，欧盟离分崩离析也许就不远了。
2017年法国和德国先后迎来大选，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人选已经显露出风头，他们当选再也不能当成小概率事件来看待。
三、2017年经济金融走势分析
虽然2016年中国经济意外企稳，而且是相当之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17年可以延续这一趋势。因为2016年的稳定是以不断地在传统增长模式下狂奔的结果，2017年这些支撑条件许多会减弱或者不存在。
2016年支撑实体经济企稳有两大主要条件，一是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二是大宗商品在2014年触底的基础上开始反弹，这种反弹遇到国内的“去产能”政策叠加，表现得更为强烈。
但是这两个最大的支撑条件在2017年都会出现变化。首先新一轮房地产调控肯定会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影响，但是多大幅度以及在什么时点上集中显现出现，则仍存在争议。
房地产开发投资从2015年的1%的增速一度反弹到2016年的7%，此后便开始下行，2017年继续下行是大概率事件，而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需求减弱也是必然。不过，房地产进一步放松的条件仍然存在，尤其是针对三四线城市定向放松的空间仍存，房地产这个支柱不能一下子没落，中国经济难以承受。
另外就是大宗商品，在经过2016年的反弹后，虽然去产能仍然会继续，但全球市场因为美元加息和全球经济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并不存在持续上涨的基础。国内的价格上涨也正在加速向下游传导，ppi强劲反弹，cpi上行也不可避免。从正面意义上看，中国工业经济走出了通缩螺旋，这是好事。但是居民收入并未明显增长，外需改善前景不乐观，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如果没有终端需求的承接可能会带来制造业困境加重。
同样，这些年持续不断的稳增长政策成效显著，但代价也巨大。无论是国有投资的迅猛扩张以保持固定投资一定的增速，还是放松地方融资，扩大基建投资都是2016年稳增长的功臣。2017年，这些领域至少会保持与2016年大体相当的增速，但后劲会越来越不足，问题会越来越大。
尤其是对这些稳增长项目的资金支持，这需要金融部门使出洪荒之力。这些项目周期长，回报率低。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进入项目主要看有没有政府或政府平台的担保，而非项目本身预期的现金流。他们加杠杆的前提是认为地方政府大体上不会违约，而且凡是与政府相关的项目都会被评为优质贷款或资产。
但一些地区经济增速已为负，负担沉重，地方政府真的不会违约吗？2017年也许会打破这样的惯例。这将会有一次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带来极大的冲击。
稳增长的核心是稳投资，而稳投资的核心是稳融资，但过渡依赖低效的政府投资，未来的困难可能会更大。投资回报率的显著下行和中国融资成本在2017年的上行会带来更大的短期和长期风险。
中国的宏观经济还面临一些严重的中期风险，处理不好，这些风险都会继续加速聚集，最后尾大不掉。如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已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实体企业背负巨大的利息负担。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全年新增的gdp总量已经等于实体企业所要偿还的利息，这会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极大拖累。
中国的民间投资增速下行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虽然2016年下半年已有所改善。但是正因为民间投资下行，政府投资高歌猛进，这进一步挤压了民间投资的空间。
中国的金融市场风险这几年明显处于高发状态，无论是2015年的股灾，还是互联网金融乱象，或者今年短暂的“债灾”，以及商品期货市场的闪崩、外汇市场的“跌跌不休”，这都显现来相同的逻辑：资金不断地加杠杆涌入所谓的价值洼地，当市场开始高处不胜寒，资金退出出现踩踏。
这些现象本身无可厚非，但下一步的发展却问题巨大。每一个风险的出现，都会导致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明显加深，但是行政监管的水平并未提升。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在政策的放与松之间循环。
2016年，“三会”已自扫门前雪式地进行暴风骤雨式的监管，如证监会打击炒壳、强制退市等，保监会整治万能险和险资举牌，银监会整治表外理财，市场血雨腥风，鸡飞狗跳。
这些整治十分必要，但也给市场带来了最大的风险隐患——政策风险。政策监管的方向不是给市场主体赋予更多的权力，而是靠给行政机关自身增加权力的方式进行。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仍未得到提升。
年底，债券市场的国海证券事件和侨兴债事件都暴露出市场信用的巨大风险，几十数百亿的金融交易，期间的公章、保函竟然可能是虚假的，这简直是个玩笑。没有基本的信用规则，金融市场的基础就没有了。
侨兴债暴露出更为严重的问题，至今仍未有监管部门发生。类似于国外的高风险垃圾债，却被拆分卖给零散的理财户，这严重违反投资适当性原则。而且这笔基础资产此后还经过层层的衍生，风险进一步传导。市场关注的焦点是两家机构对于保函真假的认定，而真问题却被掩盖。
年底债券市场的风险只是开始，债市走弱的大方向不会改变，未来的风险还会更多，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亿万理财居民的收益，风险直接向最弱小的理财散户扩散。
中国的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太多过剩的流动性，沉淀、互相交易、自娱自乐，这些庞大的流动性这些年不断冲击着市场各个洼地，但是在股市相当程度已经国有化、债市如惊弓之鸟、资本项的管制更加严格，资金无处可去。
在市场投资回报率低下的情况下，这些资金正越来越堵称为一股赌性越来越强的资金。市场坚信中国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出了问题央行总会出手，总可以出手，因此道德风险越来越大。央行不是上帝，当庞大的流动性都在和央行对赌的时候，道德风险的积累会让市场崩溃。
201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还面临严峻的外部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已率先走出了宽松周期，实现了两次加息。在特朗普新政预期的推动下，明年加息预期更加强烈。
这会对全球所有非美元经济体带来重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而且现在中国面临的冲击更为直接。人民币汇率2016年年初以来已经经历了数轮的贬值，本以为g20这轮贬值会在美元加息之后触顶。但美元明年加息的预期更加强化了，人民币贬值压力进一步加大。
美联储加息前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陡然走高，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不断收窄。如果两者出现倒挂或倒挂预期加强，资金将会加速流向美国。
人民币汇率贬值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不可能三角”中，中国到底优先选择什么？目前看到，资本项开放的目标已经被放弃了，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战略会大大遇阻。不过，汇率政策虽然在增加波动弹性，但是远远没有实现清洁浮动。
汇率政策会严重制约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中国可能不得不面临被动加息的难题。受制于内部金融市场挤压杠杆的需要和外部的制约，今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也就是比2016年更紧，这会对整个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影响。
四、2017年改革形势前瞻
经过三中、四中和五中、六中全会，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总结，称改革的“四梁八柱”已经建立。这意味着，在几乎所有规划的领域，改革顶层设计的机构构架已经清晰。那么，下一步就应当是在这些基本框架上，添砖加瓦。
笔者在2015年底的分析即提到，2016年不会有太多的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主要是消化2015年布置的内容，从带一路、国资改革、京津冀一体化、中国制造2025、生态文明、科技体制到价格改革等等，顶层设计文件均于2015年出台。
2016年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军事安全领域。2016年元旦发布的《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是军事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导文件，具有深远的意义。多年试图推进的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改革终于得以启动，全国由七大军区变为了五大战区，初步建立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管理体系。按照官方的说法，2016年“脖子以上”的改革基本完成，2017年主要是进行“脖子以下”的改革。
第二，在一些具体领域推进改革。如民族宗教领域，民委主要官员被换，民族宗教领域在进行一些纠偏。在电力行业，改革同样突出，通过“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售电侧已经放开，上游供电交易市场也在推进。在财税领域，营改增全面铺开，降低了一些行业的税负。在金融市场领域，各类监管措施频繁不断，加强监管是大趋势，但政策缺乏协调，且深层次的改革仍然很少。
按照往年的分析框架，2017年的改革展望主要分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
2016年政治方面的改革仍在深入体制，官僚体系内部的整风在继续强化，如对 退休老干部腾退住房等问题，采取了坚决的手段。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并未从根本上建立。在反腐新常态的情形下，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大大强化，但民众监督的通道仍没有打开。在强力监督之下，官员利益受损较大，那么需要一套新的体系，进一步强化监督，并提升地方官员的积极性，而不是无所作为，不愿意承担责任。
2017年政治方面的改革可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监察委的建立，仿照廉政公署的职能，整合两目前检察机关和行政体系中对官员监督的职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反腐机构。目前改革在北京、山西和浙江试点，在国家层面成立监察委估计也会较快推开。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二是财税改革中的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2016年，国务院已经印发了这项改革的指导意见，具体怎么划分可能是2017年的核心事项，这不仅仅涉及钱怎么分，更重要的事涉及事权怎么分，一些归属于地方的事务很可能会划到中央，涉及面广，只是这项改革的执行者已不是楼继伟。2017年可能会先行开始一些调整。
三是产权保护问题，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要清理一些针对民营企业的冤假错案也非一日之功。而且，真正的保护需要一套根本的尊崇法治的制度，而非靠下发几个文件可以实现。当前的产权保护与民间投资下滑和资本外流密切相关，仍然是一种应急的行为，而是根本上尊重法治的价值。
经济方面的改革。土地制度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要试图寻找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药方”，但这个问题绝非简单药方那么简单。药方并非没有，但如何服用、分几次服用也是大问题。房地产市场大而不能倒，既不能允许大起大落，又不允许大涨。
土地供给制度最需要改变的，表层次的是针对政府供地的改革，如目前，跨省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再次放开、建设用地指标和人口挂钩等，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调整，很有必要。
更深层次的改革是对基本土地制度体系的改革，虽然年底有消息传出土地管理法将要修改，集体土地可能可以直接入市。但2017年肯定不可能，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每年数万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不可能拱手相让。
房地产市场下手太狠怕翻盘，下手太轻市场不认，这正是微妙之处。2017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也会继续处于这样微妙的纠结之中。
在城镇化发展战略上，中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均，且不足；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在实现严格的大城市限制政策，这导致了普遍的效仿，城市变得越来越封闭，而不是越来越开放。虽然官方的城镇化提升数据仍如常，但农民工外出打工人口基本已经是零增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虽然认为2007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呼声不小，但是反对声音同样巨大。
而在资金的价格方面，这涉及到整个金融发展战略的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已经公开批评了这些年金融业膨胀的问题，延续2016年的思路，强化金融监管是必然。
金融监管改革在2016年可圈可点，但是显得过于零碎，缺乏统筹和目标。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要召开，市场寄予了太多的期待。当前金融行业的混业经验如火如荼，资金在各个金融资产类别之间来回穿梭，但监管跟进严重不足。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会放什么大招？如何规划中国未来中长期的金融监管框架，这是架在2017年金融市场要面对的重要不确定性。
除“一行三会”在加强金融监管外，财政部门在年底也开始对各地各种担保函、安慰函排查，公开宣布和地方债务的切割，并且扩大财政专员办的权力，让其加强对当前地方隐形融资的监督。ppp在2016年火热之后，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这轮加强监管继43号文之后，中央层面再次行动，2017年必将持续，并且会影响地方投资积极性，对经济稳增长带来负面效应。
2017年的国资改革既值得期待又让人担忧，因为当前的国资改革在往两个方面拉扯，一方面也提出要试点资本监管的方式，但另一方面诸如新公有制、董事长书记一肩挑，以及“三重一大”要过党委会等要求也在继续推进。公司治理结构有全球的规范，冒然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国企改革仍然面临着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政企不分的顽症，不下狠药难以治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混改在七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个领域在市场层面可能会带来较大反响。
在市场基本体制改革上，2016年年中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这个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是执行力却存疑。
但在既得利益如此强大、计划经济思维仍难去除的背景下，这个文件缺乏细则，层级不够，显得力不从心。市场经济的根本就是竞争，竞争性政策应大力强化，而非产业政策。2017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不乐观，不排除进一步的倒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6年的工作重心，但是“结构性改革”变成了“改结构”，煤炭和钢铁行业在去产能政策的推动下价格飞涨，计划和市场之争再起。
对于去产能的效果，中央并不满意，明年会继续推进，而且行业上可能要扩围。但上游行业的涨价加重了下游制造业企业负担，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虽然中央也提出了“降成本”的中心任务，但制造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专门提出，这意味着粮食的价格改革会加速推进，尤其是已经在进行改革的部分地区的玉米和棉花，但是在其他主粮上可能仍面临较大的难题。
当前的改革政策过于追求十全十美，试图在不做出取舍的情况下，实现所有的目标，这导致改革目标模糊，许多领域的关键改革停滞不前。
总体而言，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改革当中出现利益分化和竞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但是如果缺乏对改革基本问题的争论，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在最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要求，对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认识，加强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的调查研究。
基本面没有搞清楚，改革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走入歧途也未可知。除加强调查研究之外，正如吴敬琏所倡导的，还需要打造中国的思想市场尤为重要，改革有争论、有辩论，改革才能更活跃，改革思想才能真正统一。如果关键领域改革能够势如破竹地推进，未来中国经济还是能够冲出一条血路。（文：谭翊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