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不寻常的粮票。中国粮票40年的历史上，只有这一种叫“觉悟票”。笔者翻查资料，除了九十年代以来有些票证收藏者提过这种粮票外，没有其他原始资料有过介绍。
我们知道的，只有这张粮票的名称叫“觉悟票”，这张粮票发行的时间是1959年，发行单位在河南林县某个人民公社。以及，粮票背后记载的罕见说明。
但只要经过细致的考察，这已经足够透视一个时代，一个地点，一场运动之下的点点滴滴。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反左的故事。
【释义】什么是体现“按劳分配”的觉悟票
“觉悟票”，不是说领票的就有觉悟
粮票，是计划经济时代一种很常见的产物。从1955年开始发行到1993年彻底退出市场，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民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见证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短缺的一幕。这期间出现了各式各样今人难以想象的票证，有板凳票、蜡烛票、也有尿票、粪票，甚至还有“语录票”、“文盲票”。但要说最罕见，最具有意义，可能还得数本文介绍的这种“觉悟票”。
什么是“觉悟票”？有些读者可能会望文生义地以为，“觉悟”这个定语与粮票上加毛主席语录类似，仅仅反映时代的特征，而不具有实质意义——那个时代的人就该有觉悟，领粮票就是收获“觉悟”。但这么理解是不对的。把觉悟票翻到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用法：
“觉悟票”的使用方法：
一、为考核劳动好坏，分别印制红、绿两种票色。
二、对劳动好、踏实、干劲大，发红票；对劳动差、没干劲、不能按时上工、下工发绿票。
三、参加劳动的人必须随天发票；不参加一律不发票。
四、全月不旷工和全红票为一功，记在功过簿。
五、每月领七张绿票以上记一小过，记在功过簿。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觉悟票”是 “大锅饭”破产后 “奖勤罚懒”的措施
显然，“觉悟票”是一种带有奖惩性质的粮票。再仔细观察，上面贴出的几张觉悟票，标注的时间都是1959年，那么就很容易联系想到，1959年，正是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时期。那时候，几乎所有地方都采用了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大二公”和 “大锅饭”，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带有奖惩性质的“觉悟票”，正是取代“大锅饭”、奖惩罚懒鼓励人们积极劳动的新事物。虽然表面上是希望大家讲“觉悟”，但谁都可以看出来事实上起作用的，是票背面的5条措施。
有人认为，“觉悟票”是某位大队支书想出来的，并流传到多个地方，如今看到的“觉悟票”有多个公社的版本即是明证。但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是，的目前已知的“觉悟票”，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河南林县（今林州市）。而且，根据各种“觉悟票”的样式相像程度和用法几乎相同，虽然没有别的佐证，笔者也敢断言，林县各种“觉悟票”的发行肯定跟县级的领导有关。而在全国其他地方，从未发现过类似的票证。
为什么是林县？为什么只有林县？
【探析】林县书记杨贵与“觉悟票”背后的反左故事
毛泽东时代水利标本：不仅仅只有“红旗渠”
河南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山高岩陡，土地瘠薄且严重缺水，是河南省有名的山区穷县之一。建国以后，这里的人们凭着坚强的意志与艰苦的环境作斗争，连续凿出爱民渠、英雄渠与红旗渠等引水渠道。尤其“红旗渠”被周恩来称为“人工天河”，成为上世纪60年代全国著名的样板工程。也让林县因此扬名天下。
林县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水利标本，原因在于这里有非常朴实勤劳的人民，还在于有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人杨贵。杨贵从二十六岁起在这个县当了十八年县委书记，既熟悉当地情况，又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特殊的时候，他敢说真话。
58年杨贵汇报亩产114斤被批，坚称产量就那么多
大跃进开始以后，河南迅速开始批判省委书记潘复生犯“右倾机会主义”，随后各地就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林县隶属的新乡地委召集县委书记汇报粮食产量。各县的书记都不敢首先开口，最后杨贵被推举首先发言。结果杨贵按照之前自己的调查老老实实地汇报“亩产114斤”。不等他说完，调查专员就气得质问他是否瞒产。而在后来其他人纷纷报上亩产350斤、400斤的时候，杨贵不为所动，依然坚称林县亩产只有1百多斤。正是他的实事求是，让林县避免了国家过高的征购任务。而离林县不远的信阳，则因为虚报产量，导致国家征购粮食过多，第二年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杨贵向毛泽东汇报：大炼钢铁顾不上收庄稼
1958年底，毛泽东视察河南，让大家汇报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全民办钢铁的情况。当杨贵汇报时，毛泽东问到炼钢的具体情况，杨贵再次如实汇报炼钢大多数炼出来的是硫铁、铁渣，能用的灰生铁非常少。杨贵甚至主动提起了庄稼收成的情况，称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大好年成白白荒废了。杨贵的汇报直接促成了中央两次郑州会议上开始纠“左”，纠“浮夸风”、“共产风”。
坚持“反左”，林县强调“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于是才出现了“觉悟票”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杨贵在林县的多次会议上都强调了要纠“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要求林县在生产过程中要“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并未盲目跟风别地大办人民公社食堂，搞“大锅饭”。“觉悟票”正是实践这一做法的产物。另外，杨贵还认真组织群众揭出以前存在的问题，把“共产风”“浮夸风”之初多收取的款项和物资按比例返还给各大队和群众，解决了“一平二调”的问题。林县还改进了领导机制，县委实行集体领导，轮流在书记处担任常务书记，防止了许多地方出现的领导权力过大造成的政策失误。
杨贵：修红旗渠没有饿死一个人，61年林县支援饥荒地区1000万斤粮食
1960年，在杨贵的领导下，林县开始了修筑红旗渠。而同时期的其他地方，正遭遇着严酷的三年困难。1960年底，全国实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红旗渠却因为储备粮充足而坚持继续建设。在河南普遍出现大规模饥荒的时候，杨贵骄傲地宣称“林县没有因为修渠饿死过一个人”。61年林县甚至还从储备粮中拿出1000万斤支援了遭灾的地区。这一切都是得益于林县没有虚报产量。当年，对“左”风忧心不已的谭震林副总理来视察，听说林县不顾禁令在大搞建设，同时还调粮给外县，以为林县肯定会出大问题，立刻准备纠“左”。但听到杨贵的解释并亲自调查后，谭震林高兴地赞扬了林县取得的成就。
在特殊的年代，一个书记只要能坚持反“左”，就能对民众作出莫大的贡献。“觉悟票”就是林县这段反左故事最真实的记忆。然而可惜的是，也只有林县出现了“觉悟票”，庐山会议后，风向从纠“左”突变为“反右”，能够继续坚持反左的地方领导太少了。
【余音】仅仅反左也是不够的
文革开始，杨贵被打为“走资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杨贵自58年起的种种做法遭到了清算，造反派罗列了杨贵的许多罪名，说在杨贵领导下的林县根本不是“红旗县”（因林县在河南省改造贫困山区成绩突出并修建红旗渠，在六十年代被评为全省红旗县），而是“黑旗县”。“红旗渠”也不是“红旗渠”应叫“黑旗渠”。杨贵也被安上了“走资派”、“黑帮”、“坏人”等头衔。杨贵被打倒前，在几位北京记者的掩护下去了北京“避难”了几个月，得到周恩来的保护后，才重新返回林县任职。
另一面：从安东尼奥尼《中国》看真实的林县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访华，并拍摄了一部惹下巨大风波的纪录片《中国》。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被安东尼奥尼看中，作为拍摄素材。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之下，这个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样板呈现出破败的房屋，泥泞坎坷的巷道，街上人烟稀少。被评价为 “这是林县，这个省份的贫穷一目了然。”在充分的集体化之下，农民们仅被许可在非常狭小的市场买卖自己的产品，而严格来算，这也是应该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的。
安东尼奥尼如此描绘沉默而贫穷的林县——“几乎感觉不到感情和痛苦，它们被隐藏在俭朴和含蓄的后面。”杨贵的反左让林县免于了饥饿，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