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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和数万里的历史经纬上，政治、经济、文化的革故鼎新案例无数。这些改革既有人皆欢腾者，也有血泪纵横者，后世纷纭众说、一是难衷，只有当时间的长河九曲十八拐到历史的入海口，人们才回首恍悟，看清来路上的泥淖与通衢。
春秋列国
一、管仲改革：先内政后经济
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西周开国之初由周公姬旦进行的封建制改革，打造出中国官僚政治和德治国家的雏形，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后续三千年中国官僚政治的源头。前770年，历经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而继位的周平王东迁洛阳，史称东周，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时代。前685年，齐国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大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开启了富国强兵的政治经济改革，《国语•齐语》对此有详细记载。
首先是内政改革。管仲“叁其国而五其鄙”，把国都分为六个乡，工商各三，在京城和京外分别置“轨、里、连、乡”四级于“邑、卒、乡、县、属”五级军事与行政区划，将全国人民编入寓军于政的军政编制中，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金字塔形官僚机构统治全国。管仲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僚选拔与考评制度，经过乡长推荐、官长选拔、国君亲自面试三道程序才能决定是否任用，即著名的“三选”制；同时如果发现地方官吏埋没压制人才，则治以“蔽贤”“蔽明”之罪，以使国家才源充足。
管仲画像
其后是经济改革。“相地衰征”（核定土地肥瘠后按其级别征税）的均田垦荒政策，而民间生产、官方统购统销的“官山海”盐铁专卖，这两大经济政策使得民富国富；以“士农工商”四民分籍政策进行专业的劳动分工，使人民安其居专其业，提高生产效率；管仲还采取多种经济杠杆宏观调控国民经济，例如提高盐铁价格以替代老人孩子的人头税，可能是最早用间接税替代直接税以收财政良效的；以敛轻散重、买贱鬻贵进行市场调节，以增国资、平抑物价、防豪右巧取强夺；……
古代煮盐图
三是鼓励工商业，开放国际市场。商人出身的管仲对通财货之利有着当时及后世儒家都没有的深刻洞见，他不但鼓励和开放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也是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善待各方商人，“关市不二征”政策（关税和市税只征其一），以及提供商旅便利以吸引外商，一时齐国成为当时中原最活跃最繁荣的国际市场，天下商人聚于齐国。以今天的眼光看，管仲上述改革自然存在诸多剥夺人民自由的问题，但与2600多年前同时代的世界各国以及东周诸侯相比，则并不算苛酷。这些改革措施使得齐国迅速民富国强，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宽容，伴以“尊王攘夷”的正确外交政策，齐国也成了国际地位最煊赫的诸侯国，至前651年齐与诸侯会盟葵丘，周天子赐胙，齐国终成周王室认可的春秋首霸。
管仲拜相
二、失败的儒家改革：德治的狂热理想和对产权的不尊重
但凡一个政权的上层统治者想要改革，通常最大最急迫的问题，很少不是为了缓解财政紧张，因此，在这系统的改革措施中，重中之重确是经济措施，然而经济措施即使正确，倘若没有执行力，贸然推行，不但无法收到预期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更为尖锐的政治与社会冲突。清末戊戌变法，在103天的时间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让光绪皇帝发布了96道改革令，改革内容巨细靡遗，胡子眉毛一把抓，改革步骤可谓一塌糊涂，这样的改革当然不可能成功。戊戌改革者的慌乱，很大程度上跟光绪手里没有实权有很大关系。与光绪君臣不同，管仲拜相之初，即毫无愧色地向齐桓公要权要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而齐桓公也确实具备雄才国君最重要的品质：用才不疑，他对管仲的言听计从成为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样的先决条件在改革家本人就是君主时就不需要了，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日本明治维新，都是这种情况。
率先开创春秋霸业的齐桓公
在管仲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内政制度的改革是率先进行的，此后才是施行有效的经济等政策，这两个步骤的先后顺序不能颠倒，否则必然会因为人事制度改革滞后而祸害新政。管仲常常被视为最早的法家人物，但这是完全错误的论断，管仲从来不以严刑峻罚著称，商人出身的政治家管仲虽然重视法律，但那只是为了推动改革，使得政令有严肃性，而不是像商鞅那样为了方便人们到街上随地捡残肢断臂。
学界通常认为《管子》系战国时作品，非管仲作品，但它记述的管仲思想或是真实的。管仲有强烈的民本思想，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用严刑峻罚来对付百姓，因“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所以在他的军事制度中就有赎刑政策，这与商鞅以及秦朝动辄用肉刑对付百姓有霄壤之别。
管仲有些政治经济政策与后世历代中国相比，简直是绝唱，例如鼓励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管仲对鲁国进行“织緹”贸易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所谓“上兵伐谋”的典型案例。这些都是儒家决计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做的，儒家除了“重农主义、轻徭薄赋、仁义道德”这三板斧之外，做梦也想不通财货之利于国民经济与政治意味着什么（司马迁可能是其中的极少数例外者），而出于德治的狂热理想对产权的不尊重，更是历朝史不绝书，这也包括在一切失败的儒家人物的改革之中。
三、秦并六国只是两千年前交了好运的希特勒
管仲改革三百多年后，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的秦国法家人物商鞅进行的变法除了“废井田开阡陌”这一项堪可与管仲的均田政策比肩，其他方面几乎无以相提并论；商鞅明正典刑、厉行法制，但与管仲不以恐吓而仅仅为了秩序和制度信用的法治有着根本性差异。
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的闭关抑商以及反智主义摧毁文化的政策和严刑峻法，都将秦国人变成猪狼合体的愚昧国民，商鞅的改革使得秦国人获得了平等的奴役，而管仲的开放政策与宽严得当的法治则使齐国人自发地“知礼节”“知荣辱”。为此，两者改革的结果虽然在经济富足上有相似之处，但在改革者个人的名望及其内政和外交的效果上却大相径庭。管仲为国人爱戴、举世敬仰，获得国际性的赞誉（前662年，鲁庄公为了感谢齐桓公和管仲，甚至在管仲采邑小谷为其筑城），而商鞅则遭国人的恐惧与憎恨，所以秦孝公一死，他就被仇人追杀，作法自毙于车裂——缺乏与他人的同理心，以刻薄寡恩制造酷刑的平等，即使公平，也会被人唾弃；对外，管仲劝桓公推行睦邻友好和主持公道，即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有武力威慑但和平，因此做霸主做得其他诸侯国心服口服，即太史公所赞誉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秦国一味征伐，生灵涂炭，后来秦并六国的成功只是两千年前交了好运的希特勒，正是商鞅打下的基础。
商鞅画像
概而言之，管仲持续了40年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一场文明的进步的改革，而商鞅变法尤其以其实际效果论则是一场不幸获得了“成功”的野蛮，它带来了深重的国际灾难。管仲以民为本顺乎民心而改革，而商鞅则是为求功业奴役人民以改革，两者在改革的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不可通约的鸿沟。虽然两者都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改革，管仲的改革寓义于利，是商业式的和平的有原则有妥协有制度有信守的契约式文明，而商鞅变法则是驯兽师式的愚昧与暴虐的野蛮暴政。
仅以经济改革论，与管仲相比，后世历代的重大经济改革，成功者不多，众多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制度与文化以及观念渊源。
四、桑弘羊、格拉古兄弟、王莽和王安石：国家主义权匪模式改革必定失败
公元前2世纪末与1世纪初，汉武帝任用法家人物桑弘羊，进行了赤裸裸与民争利的全面政府垄断型经济改革，除了仅仅在盐业专营上学习管仲，采取民间生产政府购销的模式，酿酒业也改为与盐业类似的政府垄断经营，在铁业专营方面，彻底改为政府全面垄断采产销；此外，政府还垄断铸币权，并对流通领域进行了全面管制，即均输法和平准法，前者即统购统销，后者即价格管制；在税收领域，汉武帝推行征收资产税的“算缗令”和鼓励检举揭发“打土豪”的“告缗令”，这场有组织有暴力后盾的政府抢劫，导致了短短三年内中产阶层就悉数破产。这一中央集权式的大规模计划经济改革，以及数十年的穷兵黩武政策，使得汉帝国开国七十年间因开放的市场经济所积累起来的财富被迅速挥霍一空，同时，由于商业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汉帝国开始走向全面衰落。即使汉武帝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下诏罪己，一时也回天乏力。
桑弘羊的试验
几乎同一时期的罗马共和国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兄弟，相隔十年，先后提出类似的利于平民打击豪强的激进土地制度改革，结果都因为政治和军事实力不够，被贵族势力剿杀，兄弟两人也都殉难。由于其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如果成功了，也未必不是一场灾难，类似的故事发生在近2000年后1970年代的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几乎是格拉古兄弟方案的现代翻版，他也遭到了被军事政变杀害的悲惨结果。
汉武帝和桑弘羊对商业利国的认识并不比管仲弱，但与管仲相比，他们只是两个强盗，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们因为认为商业利国，所以要让政府直接介入几乎所有的商业领域，以有组织的政府暴力维护与民争利的优势地位，尤其是“算缗令”和“告缗令”则是完全无耻卑鄙的行径劫夺民财。这已经不是政府，而是权匪，这是管仲和他们的最大区别所在。
在管仲那里，欲富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先严于保护产权，而汉武帝、桑弘羊则利令智昏、竭泽而渔、饮鸩止渴，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而倨傲不屑，是因为儒生们只会祭起他们那三板斧，完全没能力理清国民经济诸元素之间的关系，双方的鸡鸭对话根本不在一个频道里。
以权匪精神进行的经济改革几乎没有不失败的，汉武帝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后不到100年，王莽篡汉后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全面国家社会主义改革。20世纪20年代胡适之先生专门为王莽翻案，写了一篇《王莽：一个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王莽所进行的土地国有化并禁止买卖的“王田制”改革、禁止私人奴婢买卖、以价格管制和政府垄断经营为基本特征的五均六管制，以及多次进行以通货膨胀为基本特征的金融币制改革，显得胡适的翻案并非无的放矢，尤其是曾一度推行的“赊贷法”——借钱给人民，用于日常消费的不收利息，到期只还本金，用于经营的收十分之一利息或百分之三的月利，更有体恤民瘼之意。但这些都改变不了王莽改革因其奉行消灭正常商业的国家主义权匪模式，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千年之后的北宋，由于朝廷推行官商经济，导致经济繁荣的同时，贫富分化严重、土地兼并猖獗，为了改善财政政策，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在1068年改革前的延和殿廷辩中，司马光提醒宋神宗和王安石，告诫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进行国家主义改革的悲惨结果。但这并没有打动王安石，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句名言开启了国家主义模式的变法，举凡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无所不包，他以均输法管制物价、垄断产销、国营专卖，以市易法垄断城市商品零售，以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管制农业，均输法、市易法原本替国库敛财的经济暴政，而后四项农业政策也因官僚政治的腐败而无可避免地成为经济暴政，国库在最初的瞬间充盈之后——打劫全社会财富的权匪经济本是饮鸩止渴，接下来就是民生凋敝，续航乏力。改革进行了17年，和所有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一样，它只是让官员和胥吏获得了劫夺民财的巨大权力，于民生无一益，于国家无一利。王安石和司马光死后，朝廷起用蔡京，他将王安石政策推向极致，变成彻底的权匪经济，以至于更加民不聊生，蔡京罢相于1126年，而第二年，金兵攻破汴梁，掳走徽钦两帝，北宋覆亡。
王安石像
五、好改革是渐次推进的 但必须是增量的
政治行为及其评判的残酷之处在于，作为一项追求至善的事业，政治对政治家的评价，几乎完全是功利的：成功就是成功，失败就是失败。齐桓公骄奢淫逸，爱玩乐爱吃喝爱美女，但他重用管仲，全身心托付其改革，齐国人得享改革之利，无论齐桓公还是管仲都因此得民心，而王莽、王安石理想高远，欲造天堂，却建地狱，不是身死政堕，就是招引外患灭国。这里有个广为忽视的问题，即政治改革的循序渐进性与政治场域的领土大小、人口数量、观念混杂性彼此交融，互相制约，不考虑相关的制约条件而一意孤行，没有不出大问题的。
政治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真空实验室，而是现实主义者的荆莽危崖；政治也不只是夜观天象一夕辉煌的事业，而是抬头看路夙夜斐懈节制权欲的谨言慎行——任何政治改革面前都铺着一张所有人的利益收支平衡表。政治家个人的理想并不重要，至少不是很重要，即使理想美好，最重要的还是理想如何实现，不择手段滥施暴力推行改革不仅仅在伦理上难以通过，在实利上也极难实现。当年雅各宾党人用武力窃取政权后，为了实现他们的伟大理想，力排众利，最后只能依靠杀人、抢劫推进他们的政策，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因血海的浸泡而成为一面人人惊恐的海盗旗。
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
唐太宗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成立的，一切妄图用政府权力无限度劫留民财以让国家富强的妄想，都会遭到悲剧性的失败，古今从无例外。近现代史上梁任公、胡适之先生对王莽、王安石的翻案，几乎都忽视了人民的生存权，而生存权的核心就是财产权的保护。王安石的所有政策，都因其无力管控官僚而成为对人民赤裸裸的掠夺，对市场赤裸裸的摧毁，王莽的币制改革更是通过通货膨胀掠夺民财。但这些都没有进入胡适之先生和梁任公的分析视野，他们被当时流行的思潮迷惑了。
任何一种权力，如果我们暂且搁置对其来源合法性的讨论，那么它几乎完全依靠行使权力的正当性来支撑其权威，这里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由包括产权在内的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程度决定。比管仲晚大约百年的古代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约前600—527年），虽是用武力赢得的非法掌权，但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工商业的政策，给农民低息贷款和土地，土地税率1/10或1/20，重视司法的公正和效率，控制黑海的商路和贸易以保护雅典的国际贸易地位，兴建市政工程给市民提供工作机会，举办各种活动鼓励文化事业。雅典在其治下焕发出繁荣与生机，并因此而推进了民主化进程，以至于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里将庇西特拉图时代誉为“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里将庇西特拉图时代誉为“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
由于雅典民主制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又由于民主在18世纪之后逐渐成为政治学上一个政治正确式的教条，后世思想家们在评价庇西特拉图时总不免百般纠结欲言又止，而没有亚里士多德那么坦率明确。这个典型案例说明，在具体的统治过程中，人们对权力的正当性关切远高于对合法性的关切，尤其是在涉及包括产权在内的公民权和人权保护时，司法本身的权力特性使得它与合法性距离较远，因此司法权常常是让权力迅速获得正当性的最重要源泉之一——只要这项被赋予司法权的权力能够真正做到公正不偏。极其重视权力来源合法性的古代雅典人，即使对古代波斯帝国的专制不屑一顾，在庇西特拉图的仁慈僭主政治下，也没有计较其权源的合法性，是因为高度的政治正当性吸纳了合法性。
政治改革的道理常常也是一样的，即使改革能为民造福，倘若它需要的时间过长，就缺乏吸引力，而在此过程中，改革让人不得不抛弃的东西必须尽快能得到补偿，人们见不到眼前增利倒也罢了，倘若还要立刻失去已有的利益，那么改革就会遭到质疑。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能让参与者迅速增益，虽然可能只是蝇头小利，但它必须稳定、安全、持续。好的改革是渐次推进的，但必须是增量的，攻伐顽固利益集团的闯关必须在人们已经脱离原有窘境很久之后才有承受力，并且往往受其人口及其直接关涉范围的制约。所以管仲终其四十年改革，一直强调要严法度慈爱民，因为改革实在是件太困难的事。
六、“仓廪实”和“衣食足”是一个产权概念
有句归于管仲名下、迄今国人皆知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最初出自《管子•牧民》，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时将“则”字改为“而”，遂成现在的流行语式。人们或许赞赏这句话，但未必都能准确理解原意，当代的学校语文教育中甚至套用唯物论来解释这句话，说是先有物质文明后有精神文明，实在是谬以千里。管仲这位商人出身的大政治家，比后世无数政治家更懂得“仓廪实”和“衣食足”的制度含义，读《国语•齐语》中他和齐桓公的对话就能看出他对制度的重视超过一切。管仲这句话里包含着现代制度经济学的智慧，即“仓廪实”和“衣食足”不只是一时的富足，而是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获得的财富必须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样的“仓廪实”和“衣食足”才是稳定的，而不是朝不保夕的。“仓廪实”和“衣食足”是一个产权概念——而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富足概念。
撒切尔夫人在位时的口头禅“我是一个杂货商的女儿”
正如撒切尔夫人在位时的口头禅“我是一个杂货商的女儿”，这要说明什么？撒切尔夫人是要表明自己懂得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重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作为曾经的商人，管仲也具有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家与人民相通的同理心，他比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懂得保护人民的产权才能保证人民生产的积极性，也才能保证国库永远充盈，才能保证人民不移民，从而才是一个国家持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命门所在。《管子•法禁》所谓“安于贫贱，无常业无恒产，活动于社会上下之间，而声称是为了人民，这种现象圣王应当禁止”，很有可能体现的也是管仲的思想——这里说的就是产权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保护产权必须是平等的，管仲的“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分业政策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后世将其解读为四层等级制是个严重的、带来后患的误读。
《管子•中匡》里有一段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在管仲谈完“慈爱百姓……，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后桓公又问该如何治理天下，管仲回答说：“法令能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却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而不拖延怠惰，法度还要能保护那些困窘受屈的人们，人们来往随意自由和乐，这就是治理。”显然，管仲的“严法度慈爱民”翻译成现代文便是法治与保护产权。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都遭到悲惨的失败，不只是因为政策错误，还在于他们的错误政策推行时完全罔顾人民利益，人民的。
